二次創業產生的分歧

賺到了第一筆資金以后，我與宋雅紅的分歧也隨之產生。所以我現在看，跟宋雅紅走到這一步，一切都是錢鬧的，自打有錢我們就開始別扭，從小鬧到大鬧到現在全國看笑話。

有了一點小錢后，宋雅紅非常興奮和滿足，她的意見是有了這么多錢，在北京好好享福就可以，不要再折騰了，萬一有風險賠了怎么辦？但是我的事業心 比較強烈，我覺得還可以做的更大一些。到了1993年，我不顧宋的反對，到老家河北衡水市京華焊管總廠擔任副廠長，算是啟動了二次創業。

焊管廠建在衡水市的近郊，當時比較落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和工人都住在集體宿舍、一起吃大鍋飯。特別是交通也非常不便，從北京去衡水僅單程就需要 十多個小時，所以我也勸說宋雅紅帶著孩子到衡水市和我一同生活。但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宋雅紅去衡水看過以后，表示那里條件太差根本沒法安家。我做了幾次工作 都沒能說服她。最后她提出來：“你在衡水創你的業，我在北京看孩子。”無奈之下我也就答應了。

其實那個時候焊管廠正是攻堅過坎的時候，我是打心底里盼著她能與我在一起和孩子共同生活，也算是對我工作之余的一種安慰。可最終她也沒有給我這份呼應和支持。

由于她和孩子在北京，那個期間我只能北京衡水兩地跑，一邊顧著家庭，一邊顧著事業。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兩人漸起摩擦，開始有明顯隔閡。 1993年到1995年期間，管廠的效益一直不好，我把手中的積蓄除留出家用以外全部都借給廠里，并且還辦理了大筆貸款。這更引起了宋的反對，多次 說我去衡水的決定是錯誤的，要求我從衡水焊管廠撤出來，回北京安生過日子。當時廠里正是上升爬坡階段，我經營壓力非常大，而作為妻子她又不理解，我做丈夫 的也是年輕氣盛不夠體諒，總認為她處處扯后腿。這樣天長日久，互相的怨氣與日俱增，夫妻感情漸趨淡薄。

猜忌、爭吵與冷對

1996年的一天，宋雅紅突然跑到廠里，稱聽說我與廠里的一位女副廠長過從甚密，在廠內大鬧一場，這令我顏面掃地。宋到廠鬧過之后，我們的感情 就急轉直下，但這個時候她已再次懷孕，我們的婚姻就這樣不冷不熱的維系著，這期間，她搬出我父母的家，住到了她自己購置的一處房子里，我也極少回去，事實 上已經分居了。

隨后又發生的一件事直接將我們的感情降到了冰點。

當時，因為廠里經營非常困難，我下血本高薪從大廠縣聘請了我以前的經理協助我管理企業，為了突出他的待遇，我又花130萬買了一輛奔馳(車號冀 T33333)，我坐普桑，奔馳配給這位經理。宋知道這件事后，借故到廠里辦事，臨走時讓奔馳司機送她回家，結果途中她借口讓司機下車買水，乘機將車開 走，長時間沒有露面，自此之后，我也再沒有見過那臺車。為了把她和車找回來，我當時甚至都報了案。

次子出生與“搶子風波”

1996年7月，我和宋雅紅的次子出生了，在其懷孕期間，我早已經給取好了名字，如是男孩就叫“杜澤龍”，以與長子“杜秋龍”相對應。但是，宋把孩子生下以后沒多久就藏匿起來，后來更以“杜則剛”的名字辦理了戶籍登記。

這個時候我的兩個兒子都在宋雅紅手里，這是我的親生骨肉，我當然時時想念。長子雖然一直跟著她，但我很擔心她教養孩子的方式。有一次我母親看到 長子臉頰受傷，大腿內側有掐青傷痕，孩子說是自己不小心碰的。那時我與長子已很少有機會見面，知道這些事以后也讓我非常牽掛。次子生下剛半年多又讓她給藏 起來，在我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我通過跟長子的偶爾見面討好他，就像秋龍自己在電視上也說：“充當了一個小間諜的角色”，確實是從他那里知道小兒子下落的。 原來，宋把次子放在安定門蔣宅口一個婦女家里，說是保姆，實際上是寄養，孩子打送過去以后，四個月里再沒有接回過家里，宋只是偶爾去看望。

知道了次子下落我不可能無動于衷，于是就安排北京辦事處的人觀察過那家人對孩子的照顧情況，但是實情讓我非常心疼。孩子住的那間屋又悶又熱，連個風扇都沒有，喝的是涼水，尿布也不及時換洗，孩子身上都起了痱子。聽說這些我就坐不住了，直接趕到蔣宅口把孩子帶了回來。

現在宋在媒體上口口聲討我“搶”了她的孩子，剝奪了一個母親的權利，這是“搶”嗎？我不是孩子的父親嗎？她憑什么把孩子藏起來不讓我去看他們？她把兩個孩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用孩子的探視權來要挾我，難道不是在剝奪我做父親的權利嗎？我把次子帶走以后，宋雅紅就出現了。我說生活要回到正軌，長子我帶到衡水上學，衡水的教育質量也不錯。次子由她在北京跟我父母一起看護。但她不同意。談不下去了我提出來離婚，可宋仍然不表態，兩人又是不歡而散。

現在她在媒體上把這事完全顛倒著說，稱當年她沒有離婚是我威脅她說“只要你敢提離婚，我就讓你一輩子見不著次子”。這種說話讓人難以置信，相信 稍有法律常識的人略加判斷便知真偽，我憑什么敢說出這種話？又憑什么能把她給嚇住呢？難道她不知道離了婚以后更有對監護、探視權益的法律保護嗎？

從那以后，但凡我只要打電話給她，一提離婚她就掛斷，再之后我電話就打不通了，她也再沒有露過面。后來在沒有通知我的情況下帶著大龍又搬了家，因為這期間我也不止一次到她原住地找過，但她蹤跡全無。就這樣，從97年8月以后我就與她失去了聯系。

她那之后的生活狀況，直到2008年以后我才聽說并得到確認，她那時把長子放在了寄宿學校，自己與一位有婦之夫張某洲若即若離生活在一起。但在當時，我確實沒有了她的下落。

這么大的北京，茫茫人海尋人殊為不易，何況她是故意躲起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