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她違反了《北京市計劃生育條例》中的一項規定——“對非婚生育的，參照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適當處理”。而第三十三條的主要內容是“對超計劃生育子女的夫妻，征收超計劃生育社會撫育費（以下簡稱社會撫育費），并可以給予其他的經濟限制和行政處罰”。

某種意義上，只有一個孩子的于軍“被超生”了。

這個名詞對于軍來說并不陌生，在辭職做英語家教之前，于軍曾在一所公立學校當過15年教師。她清楚地記得，校長作報告時最后一句話永遠是“注意計劃生育問題”。因為擔心被街道計生部門“做工作”，懷孕幾個月后，于軍就躲到了父母家里，“只要孩子生下來，還怕活不下去？”

但現實是，只有繳納罰款，孩子才能上戶口，而即使愿意繳納罰款同樣需要資格——街道計生科要求她提供生父信息及親子鑒定證明。

事實上，在過去的4年里，為了尋找孩子的生父，于軍幾乎窮盡了所有辦法。她在《工人日報》的中縫里登《尋人啟事》，打中央電視臺的法治熱線，注冊賬號在新浪微博上求助。有時候，朋友看到實名出現在媒體上的她，也會指指點點，于軍只是笑笑：“為了孩子，我在乎什么隱私？”

去年，她專門聘請一名吉林律師起訴對方，卻被法院認定缺乏立案依據，律師還告訴她即使立案成功，調查取證也存在困難，“法院不能強制公民進行親子鑒定”。最絕望的時候，于軍甚至想過報警，“告他強奸”。

然而，當于軍帶著這些努力一次次跑到街道計生科、區計生委討說法的時候，往往只能得到一個無奈的回答——“等政策”。在于軍提供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一段錄音中，一名區計生委工作人員這樣回復她：“您自己不找著男方，找我一百次也沒有用……因為全區這么多人，解決了你那別人解不解決？您明白我說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