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和3月7日兩天，日本媒體紛紛在頭版和國際版發表專題文章，評述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幾乎所有的報道都關注溫總理強調扶持農村等弱勢群體，關注提倡“以人為本”的中國新領導集體如何變“GDP優先”為“可持續發展”，如何變“貧富差距”到“共同富裕”。

《朝日新聞》發表題為《農民也想去農村》的社論指出，日本和中國經濟關系密切，農產品和勞動力是重要的支柱，日本不能無視鄰國農業的將來。社論分析，農民前年的年平均剩余款只有800元，而一個大學生4年要花3萬以上，相當于農民30-40年的收入，他們不但上不起大學，連義務教育也難堪重負。高醫療費更使農民痛苦，農村流傳著“上急救車就白養一頭豬，住一次院就白種一年田。”的說法。本次中國人大把對農村投資增加了10%以上，提出減免各種農產品稅、免除義務教育費、改善醫療機構、文化上“建設新農村”都值得歡迎。

《朝日新聞》還派記者赴陜西、安徽等地采寫了一篇專題報道，指出中國農村自來水、醫療等基礎生活設施的薄弱，城鄉貧富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7：1擴大到了3.22：1，土地征用不斷引發農民和當局的沖突，強調農業問題是中國“內在的威脅”。文章還報道了延安侯溝門村、安徽小崗村的現狀，介紹了侯溝門村成功的經驗。文章最后指出，雖然溫總理承諾要“以工業養活農業、用城市反哺農村”，但是龐大人口壓力和國際競爭的形勢依然嚴峻。

《讀賣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向穩定增長路線轉變，提高農民收入是關鍵》的評論。評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去年10月已經納入十六屆五中全會上通過基本方針中。其主要內容是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提高農業生產率，改善農民生活等。本次中國人大主要將審議并通過“十一五”規劃，“十一五”規劃的目的在于改變發展至上主義，轉為重視縮小貧富差距和保護環境的安定路線。特別是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口號，農民、農村和農業等“三農問題”將成為中心議題，代表們對如何提高農民收入應有所建議。

《每日新聞》發表題為《實現向共同富裕戰略路線的轉變》的評論。評論指出：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對過去一年的工作成績進行了總結，同時也坦率承認長期累積下來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還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新問題。報告具體列舉了農民收入增長難、土地亂征亂用、環境污染、重大事故接連不斷等問題。評論注意到，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為解決“三農”問題，要比上年多投入422億元即一共投入3397億元資金。還指出要完善失業對策，對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產經新聞》發表了題為《中國，不安的安定成長，沒有政治改革，強化統制》的文章。指出新的五年計劃地處重視社會穩定、重點投資農村等建設“和諧型社會”的方針，但是因為基本上還是維持了成長路線，能否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和腐敗蔓延令人質疑。文章指出，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國領導班子從2004年開始連續三年以年初“一號文件”的形式頒布各種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從今年起開始實施的“十一五”規劃及新年度的預算草案，也批準政府旨在強化農村對策，緩和伴隨經濟增長帶來的各種矛盾的方針。最后，文章批評，溫總理的報告提出效率化、嚴格化，但是沒有涉及政治改革。另外，溫總理強調了要嚴懲貪污，但是沒有說明比如公開官僚資產的具體辦法。

在日本媒體看來，中國的兩會就是國家議院，每個媒體在寫關于中國兩會的報道時都做會簡單的解釋“中國的國會――兩會”。一位10年之前在中國當中國總社社長的日本老報人回憶，許多年前日本媒體就很重視中國兩會，兩會召開之前都要開會研究報道重點，打聽兩會的議案等等。200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國際影響不斷增強，同時中國的國內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日本學者把兩會上得到的信息看成是中國下一步的施政綱領和新法案。日本的國會是討論是否通過某項新法案，如何分配預算的重要日程。許多日本學者在兩會之后都會寫文章分析中國下一步的發展重點如何，預算投向何處，有什么內在問題、解決方案可不可行等等。有時政府還會出資組織類似“中國研究會”的論壇，提出來自中國兩會的研究材料，召集大批專家就中國新政策的各個專題發表看法，研究對日本有何利弊，作為了解分析中國動向、以及日本各個國家部委下一階段的國內計劃或者對華方針的參考。

隨著中國媒體明顯加大了對兩會的報道，日本媒體也比以前更重視兩會，其中最關心的還是中國如何解決現實存在的老矛盾和新問題。這首先是因為日本的新聞界和學術界也是以同樣的態度審視自己國會的作用的，也因為中國的興衰與本國的利益也有著重要的聯系。通過報道量，可以給本次日本最關心的問題按程度排位：一、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二、如何變發展至上為可持續發展、支援弱勢群體；三、中國國防開支為何連續18年呈兩位數增長；四、臺灣問題有何新舉措；五、怎樣推進政治改革等等。人民網駐日本記者曹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