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
外國人不再是特殊的“老外”，他們已經全面融入中國的日常生活。
外國人犯法常有照顧
這些年，外國人在中國行兇作惡的事件時有發生。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好人，也有壞人。現在，在中國居留的外國人多了，外國人行兇作惡的事件當然也會多，這本不足為奇。問題在于，雖然我國在法律上并沒有對外國人制度性的特權照顧，但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卻已經形成了一種心理與思維慣性，即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認為我們應該給予外國人特殊照顧，好像外國人天生就應該得到更多的“呵護”似的。比如，在中國處理“涉外案件”的報道中，我們幾乎總是可以看到一些相關人員對行兇作惡的外國人照顧有加，寬大處理，往往只是讓他們道個歉了事，與對有類似過犯的中國人的處罰截然不同。
一個最近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據8月9日《京華時報》報道，去年6月24日德國籍男子舒馬龍酒后駕車肇事造成兩人死亡的慘劇，事后他賠償死者家屬各80萬元。近日，法院僅以交通肇事罪從輕判處舒馬龍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確實履行了應有的法律程序，舒馬龍并沒有因為他是德國人而逃脫中國法律的制裁，但導致兩人死亡的惡性交通事件以“鑒于舒馬龍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的損失”而從輕處罰，不得不使我們懷疑他還是受到了“照顧”的。
給外國人額外照顧是“好客”之道？
過去，我們常把這種給外國人特殊待遇和額外照顧的思維和做法看成是“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的“好客”之道，同時也認為這有助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系。這種心理現在依然存在，有些人覺得給外國人一些特殊照顧沒什么不好。殊不知，無論是在正派的外國人眼里，還是在一般的中國人眼里，這種做法都未必有什么好的效果。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外國人中的大多數人還是正派人，他們不大可能因為我們放縱了他們的劣行而感謝我們，只會認為這種做法體現了我們的法制不健全，甚至產生蔑視我們的想法。至于中國的對外關系，恐怕也很難因我們給予了他們照顧而得益。
舉個例子，1994年，美國少年邁克爾·費伊在新加坡因噴涂汽車和窩藏偷來的路標（說實在的，這些過犯比起很多外國人在中國的劣行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被判鞭刑。這件事確實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連總統克林頓都出來說情，可是新加坡照打不誤。
12年過去了，新加坡與美國的外交關系受到了任何影響嗎？沒有，在這些年里，新美關系好得不能再好：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的好壞，是由兩國的利益決定的，政府碰到這種事情，最多是做做姿態，表示一下親民形象，絕犯不上為了本國的一個流氓或不良少年而破壞原本對兩國都有利的外交關系。那么，這件事影響了美國人到新加坡投資或者是旅游嗎？似乎也沒有。投資者考慮的是投資有沒有回報，也犯不上為了本國的一個流氓或不良少年而放棄原本有利可圖的投資計劃；絕大多數旅游者都是本分人，到外國去旅游是為了正常的娛樂，本不想作奸犯科，用不著害怕，你嚴格執法說不定還增強了他們的安全感呢。
這種做法在一般中國人當中又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呢？從發生這種事情之后的網上輿論中，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中國人對這種給予外國人照顧的做法是極度不滿的。對外國人照顧有加的做法，非但沒有改善中國公眾與在華外國居民的關系，而且產生了不良影響：恰恰是由于少數外國流氓在中國的劣行得不到懲治，使中國公眾對一般意義上的外國人也產生了看法。
實際上，認為我們應該給予外國人特殊照顧的思維，本身就是“外國人與眾不同、甚至高人一等”的潛意識的折射，本身就是“逆向種族主義”的一種體現。一位從中國大陸移居美國的科學家，在被問及他為什么會認為各個種族就是不一樣、就是有優劣時，他說是他童年在上海的經歷使他產生了這種想法。當他看到一些商店“專供外賓”時，就不由產生了一種想法：中國人是處于人類的最底層的。這條消息被國外媒體廣泛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