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為何日本政府不惜丟失“公正”，也要維護“平均”？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自上世紀60年代以后，世界就在學習日本發展模式。我國也積極借鑒日本經驗，取得經濟快速成長。但在學習日本經驗時，人們忽略了其維護社會穩定的好做法。甚至，日本也在改革中將那些好東西掃進歷史垃圾箱，而面臨“社會差距”新難題。日本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或可成為我們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一面鏡子。

“殺富濟貧”為減壓

從經濟發展史看，大凡經濟快速增長，總會產生社會扭曲，形成執政壓力，一旦失控，難免“車毀人亡”。

日本較早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政府不惜丟失“公正”，也要維護“平均”。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對高生產率企業、高收入群體及快速發展的核心城市，提高稅率，然后將稅收再分配給偏遠地區，補貼給低生產率的農業、落后的服務產業等。這也曾被稱為“向后看的殺富濟貧”。

從結果看，當時的日本正是用這套政策，完成了“社會再分配體制”建設。而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轉移”、所得稅的源泉征收、累進遞增，實現了舉國一致的“中流社會”，極大地減輕了社會扭曲帶來的執政壓力。

從收入差距上看，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國民的可支配收入，幾乎沒有太大區別。總體看，國家公務員與企業職員的工資，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員工的工資相差無幾；從城鄉差別看，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比城里人少；從地區差別看，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與偏遠的九州、四國、北海道等幾乎沒有差別。

企業穩定則社會穩定

日本的“中流社會”，不僅表現為收入差距的最小化，還表現為國民社會地位的均等化，道德、行為準則的一致化，以及經濟、社會、政治的協調和系統化。

在企業經營上，戰后日本企業通過實行內部晉升、終身雇傭以及年功序列等制度，形成了“不用物質刺激的激勵機制”。在日本，“終身雇傭”并不是企業的承諾，而是一種“默契”。正是這種默契，給員工發出了明確信號：只要勤奮、奉獻，就可長期被聘用。“論資排輩”(年功序列)更以員工表現為前提。同時，在職務晉升上，這種“年功”又是絕對的參考指標。愛崗、勤奮、工作成績和對企業的奉獻精神、歸屬感，取代了“金錢激勵”。

員工對企業的歸屬與奉獻，是以“企業的存在”為前提的。企業破產與被收購，顯然無法保證員工的自覺奉獻。企業的存續與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穩定息息相關。自上世紀60年代，為應對“資本市場開放”，避免企業并購，日本政府推動企業確立了“相互持股制度”，即銀行、企業、商社相互持股，共保利益。同時，企業的單股定價高不可攀，個人無法炒股，衍生了國民高儲蓄率。而大藏省對銀行的保護制度又給國民儲蓄吃了定心丸。高就業、低失業與高儲蓄，形成了“中流社會”的基本骨架。

特別強調“社會公平”

穩定農村、尊重農民，維護社會基礎，是日本“中流社會”的另一條經驗。盡管日本的農業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日本政府對農民利益和地位的保護毫不含糊，堅決抵制犧牲農業，換取經濟高速增長。戰后，日本經過農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針對經濟高速增長，又實行了嚴厲的土地征用管制，從未搞過“農民大遷徙”，相反，鼓勵農民根植于土地，將農業植被看作國土保全、維護環境的手段。

農村的自然景觀、山澗的原始狀態，與農民自由而有序的活動，形成了農村穩定、繁榮的新氣象。日本政府還通過高關稅，如大米進口關稅高達700%多，有效保護農業。與此同時，大力發展從中央到地方的金融公司，給農民提供賬戶，使農民有金融保證。“農民”成為“受尊敬的職業”。

甚至軌道公共交通系統，都扮演了“社會公平”角色。戰后，日本沒有借鑒美國城市發展模式，而是積極發展鐵路系統。國民一致，沒有特權；局長通勤坐電車，一點都不新鮮。由此形成了“自然的公平，天然的和諧”和濃郁的“集體意識”。

小泉改革的敗筆

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中流社會”是日本維護經濟速度與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但自80年代中期，隨著世界的變化，美歐不容日本經濟世界第一，使日本面對全球大競爭壓力。過去那種“殺富濟貧”、“向后看齊”的制度，無法保證日本的全球競爭力。

因此小泉上臺后，依據美國模式，推行企業制度、金融制度以及行政、財政全面改革。但引起了中小企業破產風潮，也導致“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的治理方式變調，正式員工急劇削減、派遣工、小時工比例上升，既不學習，也不工作的“自由人”隨處可見；“大學畢業便待業”已司空見慣。

而2004年，日本又修訂了養老金制度，規定到2017年，企業養老金保險費率由現行的13.5%，逐年調到18.3%，個人、企業負擔增加，而退休時的養老金給付額度下調，給付起始年限也從60歲上調到65歲。人們對未來充滿不安。特別是央行的超低利率政策，讓百姓存款利息打折扣，財富縮水，社會差距拉大。

這給后繼者安倍留下了一個不小的難題。如今，在行政、財政及社保制度全面改革下，安倍處于兩難境地：若不提高消費稅率，財政窟窿難補；而提高消費稅率，又擔心打擊消費，拖累經濟，動搖政權。

安倍目前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的矛盾，以及如何較好地處理兩者之間關系的不易。但從日本的歷史經驗來看，至少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特定時期，對于社會公平的強調，也不必然會造成經濟的停滯。這或許是現在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反過頭來需要思考的東西。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劉軍紅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

（編輯：王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