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日本首相安倍于東京時間12日下午2時(北京時間下午1時)許會見記者,正式表示辭職。于去年9月26日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有哪些政治理念、政權構想和外交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一書作了闡述,以下是此書內容節選:
1.安倍的政治理念
(1)崇尚“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安倍自稱“奉行開放的保守主義”,追求“一個有自信的國家”,要讓日本徹底甩掉戰敗國帽子,樹立全新國際形象;要秉持岸信介的“強國論”,帶領日本“走出戰后體制”,沖破“和平憲法”的束縛,擺脫“重經濟、輕軍事”的保守路線,成為政治、軍事大國。他說:“我希望建設一個受到世界尊重和孩子們可以為之自豪的美麗日本,使日本在確定世界規則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他聲稱“以綁架事件為契機,日本人覺醒了,攻擊日本民族主義的舊邏輯再也得不到支持”。他認為“日本國情的根基就是天皇制”,表彰為天皇充當炮灰的特攻隊員是“為大義殉職,使自己的死有意義,使自己的一生永恒”。他還提出:“在中日建交時,中國政府倡導把戰爭的軍方和一般日本人分開,以勸導其民眾對日友好,這一見解在中國行得通,在日本可就未必”,這在日本被認為是“階級史觀”。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批判這一發言“以狹隘的目的煽動民族主義是非常危險的”。(《安倍“中日建交論”遭嚴批:煽動民族主義非常危險》,中新網2006年9月14日。)
(2)標榜“戰斗的政治家”。安倍將政治家分為“戰斗的政治家”和“不戰斗的政治家”,自己是罕見的前者,而多數政治家是后者。安倍自詡在日本人被朝鮮綁架問題上,不顧反動勢力的中傷,堅持戰斗,體現了“戰斗的政治家”的精神。山崎拓指出:“目前,日本政界正產生大型的世代交替,屬于戰后出生的議員不斷增加。不如過去老一輩議員,新一代無法貼切了解到戰爭的可怕以及和平的真諦。安倍屬于戰后世代,在其主張的政策中,總是在強調‘力學’,主張強勢。明顯的,這就是要脫離以對話、以外交解決問題的主張……更重視防衛,而將外交放在第二位。”(《自民黨前副總裁山崎拓:安倍恐怕會走軍國路線》,聯合早報網2006年9月13日。)
(3)否認侵略戰爭歷史。安倍在是否繼承“村山談話”以及對侵略戰爭的歷史評價和戰爭責任的認定上含糊其辭,在歷史認識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采取“模糊策略”。他從根本上否定東京審判的合法性,聲稱日本早已恢復戰犯名譽,又得到國際上認可。其理由是:所判決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是根據事后國際法律所定,因而是無效的;日本接受了《舊金山和約》第11條款,但它只接受了諸判決,而并沒有接受東京法庭本身的合法性;根據國民的一致意見,在國內法中,不把甲級戰犯作為罪犯對待。安倍一貫主張首相應該參拜靖國神社,但是在這次競選中則將其“模糊化”,表示:“我是擔心參拜問題外交化、政治化,才不說清楚。我去參拜,那也會是不公開的非公式參拜。”
2.安倍的政權構想
(1)修改“和平憲法”。安倍要“制定符合旨在開拓新時代的日本國情的憲法”,要在五年內完成修憲。他認為,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組的自民黨有兩個目的,一是恢復經濟,提高國民生活水平,二是“制定自主憲法”,真正恢復獨立;如今,“第一個目標經過高速發展已經得以實現,但第二個目標被撂在后邊”,其結果是“弊端百出”;“和平憲法”有“日本永遠放棄戰爭”條款,這不但使日本放棄了“國家主權所發動的戰爭”和“作為解決糾紛手段的戰爭”,而且放棄了“保衛自己國家安全的戰爭”,從而喪失了“作為獨立國家的前提條件”;應該“全面修改現憲法,并容許行使集體自衛權,明確寫上擁有自衛軍”;“起草一部新憲法,將開啟一個新時代”。
(2)修改《教育基本法》。安倍對戰后教育改革持否定態度,要對教育進行徹底的改革,糾正自虐史觀的歷史教育,加大日本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愛國教育”力度。他欲效法英國撒切爾制定“1988年教育改革法”,“如果寫上英國在殖民地役使奴隸,就必須寫上最早廢除奴隸貿易的是英國”,力圖將日本對外侵略歷史說成既有陰暗面,也有光明面。他將在國會上優先討論《教育基本法》修正案,還希望通過制定一項百年計劃來為教育注入活力。
(3)擴張首相的權力。安倍提出:“為了迅速、及時地做出符合事態變化的政策決定,必須強化政治領導力,建立以首相官邸為主導的領導體制。必須實現內閣與執政黨的一體化。以選舉產生的政治家為決策人,重新確定政治家與各級官員的各自責任,明確‘大臣、副大臣、政務官’隊伍的職責,從根本上強化內閣官房和大臣官房的領導地位。”“要對行政機構進行徹底的改組。”“要斷然實施公務員制度改革。”安倍提出了三大機構改革方略:①仿效美國,設立負責分析情報和討論綜合外交戰略的日本國家安保會議;②設立由首相直接管轄的教育改革推進會議(暫名);③增加數名首相助理,分別負責教育、外交、安保等方面的工作。這一系列改革將使首相的行政和決策權力顯著擴張。
(4)開創新的經濟增長。安倍將繼續小泉的經濟改革方針,強調通過經濟增長戰略實現稅收的增加,同時,大力削減政府開支,上任后的第一個動作即自動減薪三成,以示緊縮國家財政的決心;要“建立一個人人都謀求進取和不斷挑戰的社會”;“對于消費稅的負擔方式、直接稅的征收方式等所得再分配的效果問題,必須站在長遠的角度來制訂稅制綜合改革方案”。他提出:“確立官與民之間的新伙伴關系,充分發揮民間的活力,建立高效的小型政府。依靠開放的社會和技術革新能力,為日本社會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