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似乎也沾染了其它諾貝爾獎項冷門疊爆的習慣，2010年的三位得主，除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美國經濟協會主席彼得·戴蒙德為人熟知，另兩位獲獎者——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戴爾·莫藤森和塞浦路斯裔英國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都是人們不熟悉的人物。而且戴蒙德之所以出名，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僅因為他的重要職位，也因為他曾因“不合資格”而被參議員阻撓提名，直到近半年后的9月13日才因奧巴馬總統的再度提名而上位。

    按照彭博通訊社的報道，三位獲獎者最突出的貢獻是建立了符合當代實際情況的再就業理論框架體系，這一體系正被實際應用于就業市場調控，以期在失業率和職務空缺、社會福利、工資待遇和成本效率間找到平衡點。具體的說，皮薩里德斯的研究認為，就業市場的求職者越多，他們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反倒越大，因為這會讓企業有更多的挑選余地，也讓求職者感到更大的壓力，并降低期望值，盡快重新工作；莫特森的研究認為，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和低流動性，可能會影響職工的就業意愿，低薪職務將無人問津，哪怕失業者也會憧憬更高薪的工作，而不是務實地作出選擇；和上述二人不同的是，戴蒙德更多注重于經濟政策理論的研究，如怎樣通過適度增加或減少福利確保社會保障體系的正常運轉，以及將稅收收入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等等。

    與其說這些研究成果是怎樣的偉大或精確，倒不如說它們是最符合美歐當今時務的經濟理論。

    三位獲獎者的側重點不同，但基本理論體系卻一脈相承，即反對傳統經濟學中認為提高社會福利可以確保高就業率，以及提高對失業者的救濟可以有效降低失業率的觀點，認為高失業率和高經濟增長率、高失業率和就業崗位高缺員率都可以共生，認為可以、甚至應該通過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投入，減少失業救濟和再就業培訓，制造就業市場的“饑餓感”，從而降低就業者的就業心理預期，令其對低薪崗位不再觀望、挑剔，從而一方面讓這些失業者盡快上崗，從而有效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也讓低薪崗位得以被這些人盡快填滿，從而有效減少無人問津的“垃圾職位”空缺。

    正如英國《衛報》的文章所評論的，三位獲獎者不僅首創了“就業指導成本”的概念，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通過政策削減這一成本的方案，這正是當今美英等國政府所最愿意聽到的。由于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肆虐，各國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而導致的巨額財政開支，高失業率以及高政府財政赤字正壓得它們喘不過氣來。在歐洲各國，反對財政緊縮計劃，反對提高退休年限和減少社會福利的示威、罷工此起彼伏，各國政府疲于奔命；在美國，奧巴馬和他的經濟團隊被工團組織和保守的“茶黨”左右夾攻，兩頭不討好，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框架卻試圖說服人們相信，高失業率并不可怕，且高失業率不應該靠花錢增加福利來解決，甚至福利越好就業率越低，這自然是各國政府最愿意聽到的答案。由此可見，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實在是“時務的勝利”。

    然而，這樣的勝利究竟有多少意義？

    三人中最出名的戴蒙德，4月曾被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否決美聯儲委員會理事提名，理由是“缺乏宏觀經濟工作的實際經驗”，如今謝爾比并未改變觀點，且認為在當前美國經濟的嚴重形勢下，“美聯儲委員會并不是讓戴蒙德積累實際經濟工作經驗的合適場合”。盡管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第一時間在《紐約時報》博客上發出“耶，彼得！”的歡呼，為戴蒙德的獲獎大聲叫好，但這位專欄兼博客寫手恰也是近年來爭議最大的獲獎者之一。

    更何況，時務是柄雙刃劍，各國政府最愿意傾聽的仙樂綸音，卻恐是眾多失業者、普通勞動者最憎惡的咆哮，三位獲獎者的理論或實踐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和回應，怕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國日報網特約評論員：陶短房 編輯：柳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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