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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橢圓的：全球化的新階段

作為多元世界真正到來之前的過渡階段，世界正邁入橢圓形全球化階段。圓形的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分工層次上，發展中國家是外圍，發達國家為中心，這也導致了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異。如今，世界正在由圓形向有兩個焦點的橢圓演變，更形象地理解，就像是有了兩個圓心。打個比方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再是簡單的蛋黃－蛋白式的“中心－外圍”關系，而很可能是并駕齊驅。就算這一階段的全球化仍然存在不公，比如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外圍的地位，但一些領先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偏離原來的圓心，形成另一個新的焦點。即便是原來的圓形還未完全打破，蛋黃與蛋白的區分不再是涇渭分明、檔次有別，蛋黃更多意味著責任和風險，不僅是吸收蛋白的營養。

這種橢圓形全球化的成因，人們歸結為是“金磚四國”中以巴西、印度、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改變了國際力量格局。世界銀行在2006年底發表了題為《2007全球經濟展望：應對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報告，指出“曾被看成是全球化經濟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將成為主要的推動力。從整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占全球產出的份額將從全球經濟的約1/5增加到1/3。它們的全球購買力份額將超過一半……全球化商品和服務貿易大概有一半的增長來自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那些能夠把握住新機會的發展中國家將不斷擴大在全球化產品和服務產出中所占的份額。”

報告的設想得到了現實的佐證。一月底在達沃斯閉幕的2007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主題便是“變化中的力量格局”。對此，《國際先驅論壇報》就有評論分析說：“全球化已經不再是美國引領的一種現象了。現在，全球化屬于能夠找到辦法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并將它造成的混亂減少到最低限度的所有國家。”

·比崛起更重要的是時代

美國不再引領經濟全球化，結果會如何？有人威脅說，不要為此高興得太早，因為那將是走向混亂的“無極世界”；反對的人說，世界本不該有極，美國成為單極才是世界動亂的根源。其實，美國引領的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一種模式——西方化的全球化，未必其他模式就不好。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不久前公開描繪了2020年世界的四種迥異圖景：“達沃斯世界”，即經濟全球化仍在繼續，但亞洲面孔會出現得更多；“美國治下的和平”，即美國會繼續塑造國際秩序；“新伊斯蘭世界”，伊斯蘭宗教教義將挑戰西方社會準則的主導地位；“恐懼周期”，非國家力量帶來強大的安全沖擊。對此，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最近在《金融時報》撰文展望2020年的世界并提出，最希望的結局是更多亞洲面孔的全球化，再加上“美國治下的和平”。這種設想充分反映了美國想把全球化鎖定在經濟領域，并給予中國一定的空間，但仍保持安全領域的霸主地位，以“達沃斯世界”和“美國治下的和平”對付“新伊斯蘭世界”和“恐懼周期”。這是如今美國對外戰略調整的大體思路。

美國的戰略動向給我們以啟示，這就是認清和把握時代發展大趨勢，超越美國霸權衰落和中國崛起。葡萄牙崛起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即民族國家的誕生，大英帝國崛起意味著現代國家的誕生，美國的崛起意味著全球性國家的誕生……總之，時代鑄就了大國的崛起。比崛起更重要的是時代，我們也要超越崛起，關注時代特征。

超越美國霸權衰落和中國崛起，關注時代演變大勢，必須要具有辯證的眼光。一方面，美國的力量日益受制，外交、軍事手段都難以隨心所欲塑造世界，美國對伊朗核問題的兩難處境，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針對中國的所謂“兩面下注”策略也是一種反映。現今的美國霸權，不再是機制霸權，另一方面，對美國霸權的反復和頑固性，不可低估。西方不再主導全球化，但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方案又在強化西方內部聯系。為應對外部挑戰，北約模式的全球推廣、“民主同盟”等設想又在延續“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圓形全球化局面，對抗橢圓形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時代之痛蘊含中國之遇

橢圓形的全球化同樣面臨著種種挑戰：第一，政治與經濟的背離：《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家馬丁·沃爾夫不久前指出，“世界經濟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卻是國家的。簡言之，這就是全球治理的兩難困境。”的確，當今世界經濟或許是全球性的，但民主政治卻是地方性的。如果大多數人認為開放的經濟違背其自身利益，那么，這種經濟就將無法維持。這就是2006年美國的總體經濟運行良好而美國選民在中期選舉中“反叛”共和黨政府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人與國家的背離：以前，美國人曾樂觀地期待全球美國化；如今卻是美國全球化。美國全球化的結果是很多美國人并沒有從近年的經濟增長中獲利，這是美國存在強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思潮的根源；不僅如此，針對歐美國家進行恐怖襲擊的不再是中東的原教旨主義分子，而更多是本國公民，因為他們更認同本·拉登代表的意識形態而非所在國家的意識形態。此外，國家認同危機也表現在宗教的國際化和政治化上。

第三，經濟與安全的分離：舉例來說，中美關系某種程度上是經濟合作而安全對峙，這代表了人類發展的兩股相悖的力量。美國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已經在探索與中國共同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另一方面則加緊構建針對中國的戰略同盟、地區安全秩序，某種程度上甚至對抗亞洲經濟一體化以確保自己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這給世界帶來了不安。

第四，供給－需求的分離：在政治安全領域，美國仍然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方，但世界政治、安全的需求卻是全球性的。在經濟領域，投資－儲蓄的矛盾同樣昭示世界的失衡：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出現了儲蓄遠遠高于投資的情況。可見，人們普遍對未來的預期不確定。與此同時，美國吸收了世界其他地區約3／4的過剩儲蓄，而發展中國家的全球購買力份額將超過一半。

第五，人口－技術－資金的分離：《2007全球經濟展望：應對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報告指出：“人口趨勢將成為未來事態發展的一個主要的推動力。地球上的人口預計將從現在的65億增加到2030年的80億。每年平均增加6千多萬，而這些人口增長有97％將來自于發展中國家。歐盟和日本的人口可能會減少，其他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主要是來源于移民。全球勞動力將從現在的30多億增加到2030年的41億，增速高于人口的增長速度。”這一方面說明世界仍將進步，但同時也預示著一個矛盾現象：不論是移民還是大部分新出生的人口，他們在掌握作為增量的技術和資金方面處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說，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人口、技術、資金是不匹配的。全球金融自由化和技術擴散如何適應人口的流動和分布局面，將長期考驗全球化穩定發展的未來。

以上五點，集中一點是美國霸權與國際秩序，亦即美國霸權的雞肋效應：美國霸權如今集中體現為美元霸權；美元霸權一方面無可替代，另一方面又成為我們時代的痛。未來中國的挑戰是如何處理世界的美國“不良資產”問題，其中也蘊含著中國崛起的機遇。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中美關系大局等等，都必須放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進行考量。（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來源：環球時報 編輯：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