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紐約舉行的第63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作題為《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和平發展》的發言。 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后,外交上也面臨撥亂反正的問題。當時最為重要的兩點,一是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世界大戰不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在國際交往中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這兩大戰略性判斷和決策,奠定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后來,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鄧小平又先后提出,“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以及“不當頭”、“不稱霸”的謀略;指出和平與發展是我們時代的兩大主題;中國要 “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筆者在實際工作中,深深體會到,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中國外交,正是沿著鄧小平外交路線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其中,有兩大問題我有幸直接參與具體工作。
一、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向21世紀
冷戰結束后,鄧小平既敏銳地覺察到國際形勢中新的動亂因素(特別是“單一超級大國”圖謀統治世界的圖謀),更看到了新時期的機遇和希望。
1993年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前夕,他尖銳地提出“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向21世紀”的問題。在一次內部談話中他指出,本世紀是人類文明大有進步、科技和生產力大放異彩的世紀,也是戰亂頻仍、很不安寧的世紀。本世紀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扔了兩顆原子彈,其它沖突和局部戰爭不計其數,把這個世界搞得亂糟糟的?,F在冷戰和兩極格局已經結束,國際關系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同時也爆發了許多地區沖突和錯綜復雜的矛盾,天下還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面臨新的嚴峻挑戰。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到二十一世紀,這是我們這一代領導人必須認真探索和解決的重大問題。他還說,到本世紀結束還有好幾年,我們還來得及做些事情,應該有所作為。如果經過我們的努力,克服困難,排除障礙,為人類迎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那么世界人民將會感到我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大好事;如果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世界還是一個亂糟糟的、沒有安全感、經濟艱難的世界,我們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賬”。作為新舊世紀之交的領導人,歷史注定我們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顯然,鄧小平當時關心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命運,他心中裝著整個世界,裝著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裝著人類的未來。他高度概括了二十世紀的主要經歷和問題,描述了世界人民對新世紀的基本希望,指出了世紀之交領導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他高瞻遠矚,立足于做工作,立足于指明方向,表現了一個偉大戰略家的樂觀主義和堅定信念。
后來,在西雅圖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主席發表了“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到二十一世紀”的著名講話(主旨發言),為APEC的健康發展,以及營造“APEC大家庭精神”,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APEC方式”旺盛的生命力
1993年,APEC 領導人在西雅圖莊嚴承諾,要努力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但當時還來不及探討究竟什么是“大家庭精神”。經過兩年的實踐,在“上面”的直接領導下,筆者同外交部國際司總結經驗,于1996年提出要把“APEC方式”作為“大家庭精神”的“家規”。江澤民主席對此不僅充分肯定,而且從戰略高度予以推動。他先后三次親自給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寫信,強調這一“方式”的重大意義。在當年的蘇比克會議上,江澤民指出,APEC成立以來,在實踐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初步形成獨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也就是人們所說的“APEC方式”。
江澤民把這種合作方式歸納為四大特點:一是承認多樣性(APEC成員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差異很大);二是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三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四是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江澤民指出,這些原則和做法,照顧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們不同的權益和要求得到較好的平衡。
經過反復磋商和較量,與會領導人最后一致認可。蘇比克會議《領導人宣言》明確指出,“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對于APEC在本地區和全球發揮積極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后來,在1997年溫哥華會議上,APEC領導人對此再次予以充分肯定,并且進一步指出,這是當今“國際經濟合作的全新方式”。當時,除個別發達國家對此有點“勉強接受”外,發展中國家普遍感到高興,認為這實際上是構建“APEC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和靈魂,反映了冷戰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愿望,體現了真正的平等伙伴關系,解決了“協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等一系列基本原則。
十幾年來,APEC之所以長盛不衰,正是由于這一“方式”的獨特作用和它指引的方向。這實際上也是冷戰后中國努力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的一個重要起點,是中國參與解決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努力的一部分,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如今,“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正在逐步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發展中國家大面積興起正在推動我們時代的變遷,加速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促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化?!皣H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也應聲而起,取得了可喜的進展。這是人類進入新世紀后的時代主流。但遺憾的是,與此同時,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有逐步國際化趨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也屢禁不止,非傳統安全的威脅明顯上升。這是一股錯綜復雜的逆流,它們主次不同,并有因果關系,從不同方向干擾和沖擊著“和平與發展”的旋律,威脅和危害人類的安全。這正是當今世界仍然并不太平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主席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它源于和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又高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和鮮明的時代氣息。這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經過實踐和認真思考,在新形勢下向鄧小平交出的一份關于世界戰略問題的答卷。
(王嵎生 中國前駐尼日利亞、哥倫比亞大使、中國前APEC高官,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