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14日國際言論：我們從小就認為世界總處于平衡狀態。有邪惡，就有正義。有資產，就有債務。生命似乎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鐘形曲線。但其實不然，世界上存在很多不平等或不平衡狀態。我們都喜歡購買，但除非情勢所迫，否則我們很少賣出。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與此相似。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說：“常識往往并不尋常。”他的話也更加堅定了我對金融世界的認識。

買進（只買不賣）與賣空（出售或者借出你尚未擁有的東西）的風險不同。這種風險差異從根本上決定了金融市場的危險屬性。如果在你大量買進后，商品價格大跌，甚至到了一文不值的程度，你損失的無非是你用來購買這些商品的所有資產。但是，如果你借出或者出售那些還不屬于你的商品，商品價格暴跌后，你不僅傾家蕩產，而且可能欠下遠遠超出你想象的巨額債務。

美國國際集團（AIG）因為沒有真正理解金融市場危險的由來，才最終破產。如果你給汽車或人身投保，那么“大數法則”適用于你。只要你的保費能夠抵付預計的損失，那么你仍可能獲利。但如果你給銀行（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杠桿組織機構）或借款方投保，那么損失可能被嵌入式衍生工具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前，美國國際集團的衍生交易子公司在倫敦市場就輸在這一招上。就有人真的試圖為虧損近3萬億美元的全球銀行業投保。因為其本身的杠桿作用屬性，銀行損失慘重。銀行持有的資產價格越低，投保人破產就越嚴重。因此，美國國際集團需要超過1800億美元才能擺脫困境，而非最初預計的100億美元。

我們就此可以回到上周的話題，即一國貨幣怎樣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當一國貨幣僅在該國境內流通時，借貸行為僅僅發生在該國公民之間，并不會進入國際市場。如果有人沒能如約償還債務，該國法律會保護借貸者的利益不受損害。即使在商業領域內，公司因為資不抵債而破產，國家也可以通過將債務國有化或者向公民征稅的方式間接抵償債務，對破產進行干預，調節并維持正常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亞洲人并沒有忘記19世紀西方列強通過炮艦和軍事侵略強加給亞洲國家的外債。一國外債太多顯然不是好事，因為該國中央銀行不能直接印制外國貨幣。

那么，國家為什么希望本國貨幣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呢？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因為鑄幣稅的緣故。任何合法的貨幣發行方實質上都是在以無息方式向流通領域借款。世界上所有中央銀行都通過發行貨幣賺取鑄幣稅。從某種意義上講，鑄幣稅是公民為保證其持有貨幣的價值付給中央銀行的保險金。因此，有資格發行全球儲備貨幣的國家就會享受到世界范圍內其貨幣持有者提交的鑄幣稅。這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收入，美國就是當下全球儲備貨幣鑄幣稅的獲益國。

但是，當某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時，該國從貿易和商業服務領域內獲得的實際利益要比鑄幣稅高得多。大英帝國時期，倫敦是世界金融、商品貿易、國際借貸及相關的合法商業服務中心，英鎊也當之無愧地成為通行世界的國際儲備貨幣。這種壟斷性的中心地位和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身份給英國帶來巨額經濟利益和商業價值。盡管后來英鎊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倫敦依然是歐洲大陸外歐元貨幣市場的中心。在國際金融及商業領域內，倫敦也是紐約的重要補充。因為兩地在語言、立法和商業活動慣例方面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這兩座城市集中了世界上最大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頂級股票經紀人和資金經理，

國際金融中心到底應當具備那些條件呢？在香港工作多年后，我真切地體會到一座城市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對財產權的嚴密保護、低廉的交易成本和高度的信息透明。第一個條件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性毋庸贅言。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由于通行的習慣法基礎和公平的司法行政體系，倫敦和紐約對財產權的保護措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但保護財產權絕不僅僅需要法律和執法，同樣需要穩定的政治局面。此外，國有化措施、掠奪性稅收及軍方勢力的強大都不適于保護財產權。簡言之，戰亂地區或者南美洲“香蕉共和國”都很難出現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

第二，低廉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必定要有便利的經商環境，其中，較低的管理成本和優良的通信基礎設施必不可少。那些最好的國際金融中心往往具備最棒的通訊及交通系統和生活條件。交易成本與地理環境也有直接關系。紐約和倫敦能夠分別成為統領美洲和歐非兩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與其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世界政治經濟歷史的發展密不可分。我在以后的文章中會詳細論述亞洲為什么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金融中心的問題。

第三，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具備高度的信息透明度，因為只有信息傳播順暢，市場才能生存發展。如果信息不準確，不及時，或者干脆無法得到相關信息，那么投資者就不能保護其資金安全，更難以做出正確決策。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將著重探討日本沒能使日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原因。（作者為清華大學及馬來亞大學兼職教授，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前任主席  沈聯濤   編輯   裴培   張峰）